《曾国藩传》 第12章 文官练兵古来稀 免费试读
到衡州之后，曾国藩苦心经营“团练”，出于为国家考虑，渴望尽早剿除“匪患”，他不断地创新创造，仕途将团练改成独树一帜的“湘军”。在此道路上，曾国藩走得并不顺当。首先，是与绿营之间的激烈摩擦，然后是在朝廷上下斡旋，打开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从曾国藩开始，“湘军”才得以形成，并对大清王朝产生巨大影响，给天下带来新的气息。湘军与正规军有区别，而又高于团练队伍。由此可见，曾国藩正在创作一个时代。
根据曾国藩的分析，自己是“团练大臣”，并未改变，但面对紧张的“灭贼剿匪”局面，一支小小的团练队伍是远远不够的。他戴着“团练大臣”的帽子，做起了自己的事业。面对强大的太平军和地方各种起义军，曾国藩感到团练队伍的实力太弱，无法匡扶正义。于是，他在上奏朝廷的奏疏中称：“圣谕团练乡民一节，诚为必要之务。”这是曾国藩受朝廷之命的直接忠言，甚至还怀疑，团练能力不够，须勤勉创造才是。后来，他在给张亮基的书信中称：“团练终成虚语，毫无实裨，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榔，鸟惊虚弦，恇怯四窜，难以遽镇也。”曾国藩忧心忡忡，渴望正规军能担当此责。事实上，绿营已***至极，打仗怯懦，争功张胆。
办理团练同时，曾国藩渴望通过与绿营军合作，实现“改造提携”其腐化不正之风，而此时的绿营军已激励不进，惩治不动。世人皆无可奈何。看到此情形，曾国藩是网站至极，打算“更弦易张”，创造一支自己的队伍，提升团练级别，并有别于正规军。惟如此，方能重振清军旗鼓，为天下太平服务。以此为发展目标，曾国藩写下这样的文字：“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健壮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后来，曾国藩仿效戚继光、傅鼐俩人的习兵之法，制定团练章程。
明朝戚继光编练的“戚家军”，后人如雷贯耳，更是民族英雄；而傅鼐，则是近朝乾隆、嘉庆年间的地方军臣，于湘西组织武装镇压了当时的苗族百姓起义，所谓剿灭了“苗匪”。后来傅鼐被加官进爵，担任湖南按察使及布政使。曾国藩特别强调研习傅鼐的练兵之法。可见，他不简单的拘泥于团练，而是要建立一个高于团练部队，有别于“经制军”新型军队。因此，他并未陈守“团练大臣”之职，而是有所变通，并以此来成就一番事业。
一开始，曾国藩即对“团练”进行了大胆创新，要求自己的队伍与绿营军一起操练。他的意图是，通过合操，即可提升团练的质量，又可矫治绿营军的诸多弊端，实属一举两得之妙用。而事实上，绿营军极为轻慢，甚至侮辱团练将士，矛盾迅速激化。导致后来双方发生械斗。曾国藩企图扩大自己的军中的影响的图谋前功尽弃。在此情况之下，双方各有损失。无奈之下，曾国藩只能更弦易张，打算创造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就当是而论，曾国藩的军队虽脱离了“团练”之征，却也未“兵”，充其量，算是个“勇”罢了。
所谓“兵”，即是指“官兵”。清朝国家承认的“官兵”只有两支，分别为“八旗兵”和“绿营兵”。八旗兵二十余万人，其中十余万人驻守京城，其余则分布在各地方军队险要；绿营兵主要由汉人组成，人数达到六十余万，分别镇守地方城池，保护地方安全，属各省管理。八旗兵与绿营兵待遇和地位都明显不同。可想而知，八旗兵高高在上，而绿营兵则较为平凡，属常规军。但两者皆为国家军队，是常备军，受朝廷军衔编制控制。绿营军大部分开支由省级官僚拨付使用。根据；绿营兵的编制，规模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各地兵数多寡及马、步兵种比例也不同，经中央制定。所谓“勇”，即是针对战争状态而论，当正规军不够用，或实力削弱时，才犹地方官员、乡绅、名士商贾组织“勇练”，充当正规军的补充和策应。由此可见，“勇”即是一种民间队伍，对于朝廷和国家而论，可谓“无功不受禄”。
借办理“团练”之机，曾国藩开始染指军队，并使“勇营”的地位空前提升。根据曾国藩办理“勇营”的情况看，后来的“勇营”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超越了正规军。咸丰帝自己也认为，曾国藩的湘军已能与任何一支常规军相提并论。在理论上，曾国藩也做了一番酝酿。他认为，“团练”与“勇营”之阿并无明显级别限制，而是存在某种互通性。从理论上进行解释，试图让自己的“团练”升格为“勇营”，并与正规军一争高下。
就当时朝廷的定性，团练即是保卫地方治安，组织乡间武装的民间团体，各省皆然。在团练被朝廷刺激得风起云涌时，朝廷特下一道规范“团练”的谕旨，称“或筑寨竣濠，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由此可见，团练只是一支民间的、自发的，带有强烈战时色彩和辅助正规军组织基础性工作的特征，而其共同之处，是都为武装力量，为国家安定、太平而作战。曾国藩认为，团练并未一般性工作，更非世人认为的“战则有，宁则散”的简单组织，而是为一方安定，为天下太平而孜孜以求的武装力量。
为此，曾国藩试图将“团”与“练”分开解释，渴望获得地位的提升和形式上的正规。他认为，“团者，即保甲之法也。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必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官，拣丁壮，或数日一会，或一月一会。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皆大有兴举，非多敛钱文不可”。曾国藩对“团练”的认识很有一套，曾不只是一次地提出，“乡村宜团不宜练，城厢宜练不宜团”。事实上，曾国藩一直秉持“组团不治练”的宗旨。客观上说，是当时乡间匪徒猖獗，百姓无法安定生活所至；另一方面，“办练”经费太大，劳民伤财，百姓生活旋即每况愈下，等等。于是，曾国藩节省开支，放弃“办练”，为的就是百姓富足，更少些颠沛流离，更能集中财力，认真“办团”。
为了“办团”，曾国藩不断地于地方绅耆联络，并要求“每县择绅耆五十人”，并配备专人，携书信往来于乡县之间，晓谕布置。“办团”渐渐火热起来，经济上也越来越宽裕。曾国藩发展大计终于又成形了，即积极筹备，办理“练勇”。这一进步，使得曾国藩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无比光辉，甚至成为名噪一时的人物，“湘军”的大名更是家喻户晓，如雷贯耳。
在曾国藩归乡之前，中华大地上即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团练”，虽说此时的团练虚应之态常常暴露，却也对地方安定产生不小影响，具有了强烈的群众基础。此时，曾国藩任湖南“团练大臣”，工作自然顺理开展。据说，在曾国藩办理“团练”之前，常宁即已在县城内设局统理全县团练，四乡共三十二个团，每日进城守卫者数十人，情况紧急时，成倍增加。蓝山早有“练勇”，县长直接指挥，称“蓝勇”，原有团练“亦编为伍籍，期会操演”。办理较好者，还有宝庆、浏阳、辰州等地方“练勇”。尤其是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团练办理得尤为突出。太平天国未入湖南境内时，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就与地方县官、绅豪，知名人士组织强烈的团练队伍，镇压了因漕抗官的民变，以及所谓的“会匪”。太平天国进入湖南之后，战时更吃紧，该县则组织的更高规格的地方武装“乡勇”。此“乡勇”与其他四县不同，由县政府出资，汇聚县城内，终日习武，操演，不但维护本地治安，更远征异地。官场与百姓皆认为，湘乡“乡勇”已经不是民团，而是一支“勇营”。
曾国藩出任团练大臣之后，湘乡县已有现成的资源，他“一不做，二不休”，将这支队伍全部拉过来，在其疾驰上组织了三营，分别由罗泽南、王錱、邹寿章（有人说非邹寿章，而曾国藩断定）组建。后来，在湖南巡抚张亮基的调度下，于咸丰二年末徙至长沙城内，日夜操练。曾国藩遵照张亮基的旨意，并作了大胆创新，即汰旧增新，去弱留强。由于曾国藩的这一举动，导致后来的曾氏“勇营”闹分裂，自不待言。
曾国藩本想大有作为一番，而此时，湘乡县内已有大有作为者，他就是江忠源。早年，江忠源认真创办团练，并升级为“勇营”，平息过几起叛逆之义。后来，他又墨絰从戎，弃孝出山，留下一段佳话，并让自己的弟弟江忠濬率领自己亲手组织的五百人武装前往广西作战。后来，江忠源于广西前敌军营任事。江忠源的义军称为“楚勇”，战斗力异常旺盛。一段时间之后，江忠源因病归乡，暂时离开前线。当太平军攻打桂林时，他再也不能容受了，携着病躯，毅然决然地上战场，倾囊而出，召集千名勇兵，并受到相亲兼亲家的刘长佑相助，快马加鞭，增援桂林。太平军撤军北上，“楚勇”于官兵一起，尾随追赶，并参加全州之役。此后，“楚勇”回归湖南地界。
曾国藩任“团练大臣”时，无论是组织请教“流匪”，还是训练乡勇，都与江忠源产生密切关系。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春间，衡山剿匪战役中，曾国藩的“湘勇”异常勇猛，而刘长佑的“楚勇”也毫不逊色，两者互相策应，争取胜利。“楚勇”渐渐奔驰出省作战，曾国藩见其状，心中少了顾虑，也一同出声作战。
曾国藩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后来称为“湘军”。王闿运在其著作《湘军志》中称，曾国藩出任湘省团练大臣，副巡抚之职，即是其酝酿湘军之时。当时，学者们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湘军是是曾国藩一手创建，并无所谓“酝酿之时”。郭嵩焘更是如此认为，称“具奏团练不足办，惟当练治一军讨贼，湘军之起，正在初办团练时，更无所谓萌芽也”。甚至有人认为，王闿运对湘军不甚了解，文中皆为晦涩，隐忍，夸张之奇谈，无所谓“正经端史”。其实，郭嵩焘未免是鸡蛋里挑骨头，首先是认为《湘军志》是一本谬误迭出的庸作，然后认为王闿运对湘军不甚了解，招致当时学者一片轻慢之语。其实，认真研究便可知，团练未免就不是湘军的酝酿之期。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就认为，“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模也”。事实上，薛福成承认，团练乡勇时的确是曾国藩组建湘军的过度之期。
什么让曾国藩的团练真正过度到“湘军”呢？根据观察发现，曾国藩的团练队伍渐渐发展壮大，并投身省内的艰苦战斗，进而走出省境，全国作战，成为一种必然。以此为过度，曾国藩的团练队伍地位得到全面提升，最终升格为一支无坚不摧的“湘军”。
在当时而论，自卫保乡是团里最大的特征，也是军队区别于其的基本要点之一。此时，招募乡勇，出境作战的，唯有江忠源。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曾国藩见状，不甘落后，于之后的几年里，不断出境作战，无论是规模、人数，还是战役，比江忠源“有过之而无不及”。曾国藩的第一次出省境作战，是咸丰二年夏秋之交时。此时的江忠源为江南军务督办，突然接受到江西巡抚之邀，赴南昌增援，与太平军作战。江忠源是曾国藩的好友，又有同乡之谊。此时，他正在异地作战，实力渐微，孤立无援，便要求曾国藩助一臂之力。
曾国藩满口答应，并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商议，派遣三千六百名将士，分路增援。七月，曾国藩的“团勇”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结果死伤八十多人，营官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罗镇南全部阵亡，大军遭受打击。其中，死伤着大半为湘籍人。
此次战斗，曾国藩“团勇”异常勇猛，并损兵折将，让世人寒心，但曾国藩却非常兴奋，认为这是一场艰苦卓绝，试兵验将的表演场。战斗中，官兵如缩头乌龟，败则相弃，胜则相争，一营被敌人围杀时，另一营纹丝不动，甚至嗤笑谩骂，上下左右关系疏松严重，猜忌、拆台局面时常出现。而曾国藩的练勇，则是另一番景象，战场上奋不顾身，临阵激奋，战斗力旺盛。冲锋，拼杀，视死如归者比比皆是。因此，曾国藩十分快慰，称自己“首战成功”。虽然战斗中死伤了几十名将士，但他为部队整体的强大和战斗力的旺盛而窃窃自喜，让自己出尽风头的同时，看到正规军的懒散，落后和堕落。曾国藩的脸面更加光彩。
罗泽南的手下死伤最多，它也是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罗泽南自己称：“此次战斗中，死伤多位自己的子弟，他们同仇敌忾，一心一德，实是视死如归之勇士。”战后，很多人对曾国藩及其将士进行了褒扬，并无战败怪罪之意。未赴江西前线的王錱得到消息，既激动又骄傲，称：“率湘中弟子，长驱杀贼，以报谢、易诸友之仇，而纾国家累年之难。”曾国藩哀悼死难将士，为了让自己的练勇有一种精神力量，永远记住战友，形成一种精神财富，曾国藩于湘乡县城设立“忠义祠”，祭祀烈士。此时，练勇上下才真正感受到军人的风采，才领略做军人的真正意义。此次战斗，不但张扬了曾国藩“兵威”，更证明了自己的队伍比正规军更有战斗力。
江西之战，虽让曾国藩颇为满意，却让江忠源更加被动，认为曾国藩并未解自己的燃眉之急。左思右想之后，他决定云贵、湖广方面，打算上奏朝廷，要求在此些地方调动六千兵，再招募三千练勇，汇成一万人的军队。曾国藩得到消息之后，并不以为然，并力劝江忠源，不要上奏。他称兵勇合体，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官兵***腐化，军风不整，欺上凌下，更不将练勇放在眼里。合流之后，恐上下不齐，战斗力下降，甚至会导致失败。因此，曾国藩认为“添兵六千”，不如“概行添勇”。他承诺，若江忠源愿意，自己愿意将三千勇练调度过去，并在此基础之上招募六千乡勇，合为一万人，不与官兵合污、随后，曾国藩又经过骆秉章向江忠源示好，只祈求他能收回成命，携同自己。
江忠源果然认同了曾国藩的观点，并考虑实施下去。就在乡勇征集到尾声时，江忠源突然接到朝廷任命其为安徽巡抚之谕。在湖南练勇将官中，很少有人能像江忠源那样，从一个民间军事团体升任为巡抚的。当时，安徽省是受太平天国践踏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甚至声称安庆已失守，新省城庐州（今合肥市）四面告急，整个安徽都大地都是兵荒马乱。此时，咸丰帝无奈，只得找个习战法，卫朝廷，宁天下的武将出来。此时，江忠源的“楚勇”已与太平天国交战多时，有丰富的平乱作战经验。江忠源被选任安徽巡抚，实是应急之需。江忠源接到谕旨时，正从江西出发，援助湖北。半路上，江忠源只能掉转马头，向庐州赶来，接受封官。在未谕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他将曾国藩的六千乡勇调度安徽，配合其“剿匪”。
听说江忠源任职安徽巡抚，曾国藩心中一阵闹腾，七上八下。首先，他认为江忠源从一团练头目，即擢升为巡抚，实是罕见，更是湖南官员们的楷模，甚至认为江忠源升擢，本朝并无一人，唯一江忠源。因此，曾国藩心中有些激动，甚至是窃喜；再者，担任安徽巡抚并不简单。当时，安徽省战火纷飞，太平天国势力愈演愈烈，几乎吞并了整个安徽。此时，江忠源过去，实在是临危受命，前途渺茫，一不小心，就功败垂成，甚至遭到杀生之祸。因此，曾国藩对江中任安徽巡抚之事，很是犹豫，喜忧参半。
出于以上原因，曾国藩打算助江忠源一臂之力，下令将自己招募的两三千名练勇拨于“楚勇”，备皖地作战之用。后来，江忠源还是上奏了代练六千勇的奏疏，曾国藩极为失望。曾国藩曾对骆秉章称，自己打算“募勇六千”，并大加训练，使之“旌旗一色，万众一心，机械一新，号令一律”，而再图远大前程，为天下人谋太平。现在，江忠源武断地要求调动官兵，并助战。此时，官兵战斗力弱小，不经长期训练，是无法增加战斗力的，更无胜利的把握。因此，江忠源这种做法很危险。
曾国藩认为，带勇六千人太庞大，军费开支巨大，将士们衣食住行，一举一动都巨额经费。因此，他要求骆秉章裁汰多余勇员，只留一二营。由此可见，曾国藩认为经费开支太大，是其表面上成立的理由。就内心而论，曾国藩的要求未能实现，江忠源独断专办，让他浑身不适，甚至郁郁不乐。后来，曾国藩向江忠濬表露，自己是一心与兄弟们合作。如今江忠源欲调官兵六千，耗资太巨，必不能稳健行事。
从前，曾国藩的乡勇与绿营军产生过不小的摩擦，此时，抱着“吃一堑长一智”的想法，企图不让自己的同乡兼同属江忠源染上绿营军；更重要的是，一旦江忠源的计划成功，自己的地位和前途均受到挑战。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牵制江忠源，进而发展湘勇，并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地位。此时，曾国藩已延伸了行为，但目的并未改变，而是掩藏得更深。
江忠源在等待曾国藩给“交待”。几个月之后，曾国藩依然未兑现承诺。江忠源看不到一兵一卒支援，自己率领着一千多人勇艰难地行走在鄂皖边境线，时值大雨滂沱，大部分士兵已生病。江忠源自己也病体羸弱。到达庐州之后，“楚勇”与太平军展开激烈战斗，“楚勇”战败，江忠源牺牲。根据后人对江忠源的解读，或称其临阵自刎而亡命，或称其被将士挽救，而他宁死不屈，冲杀到水关桥的古塘时，身负七处重伤，愤恨地跳水而亡。还未进驻庐州城，即战死疆场，江忠源一天巡抚职务也未执行，更不必说享受其位之威严了。曾国藩得到消息，曾国藩得到消息，惊愕无语，如一木偶伫立半天。后来，曾国藩喃喃自语道：“果不出我所言，江公‘以节烈死’也。”
曾国藩为京官时，曾以文会友，以能交宦，以得匡正，结交了一群高官贵族。此时，江忠源为京城官员，俩人互通有无。第一次见面时，曾国藩就认为他不是等闲之辈。临走时，曾国藩目送之。转身回房时，他轻轻地对夫人说：“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此时，江忠源真是如此下场，不禁让曾国藩寒心。故事传开之后，官员们更相信曾国藩的“相力”。湘省同乡左宗棠就认为，曾国藩相法高明，“名能知人”，“有不可测者”。由于曾国藩看相个个准，他被世人认为是“神人”。后来，身边人和听说过曾国藩的人给他编书，并将古人的《冰鉴》拿出来，说是曾国藩所著。不管人们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一点可以证明，即曾国藩是一位“相面大师”。他自己总结出一套相法，即“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言语中”。
曾国藩能算到别人的命运，却未发现自己的命运是优佳的。江忠源牺牲之后，他可实现“乡勇”一统一律的局面，渐渐放弃为政府“代练”的身份，一跃成为境外作战，独树一帜，有章有矩的地方正规军。江忠源生前上奏的奏折，咸丰帝刚刚批阅，即得其牺牲的噩耗。情况紧急，超痛迫切需要一位挑大梁的人才。寻觅一番之后，咸丰帝发现，只有曾国藩能委以重任。曾国藩的乡勇出省境作战渐渐成为一种使命。曾国藩在酝酿一场军事变革，并渴望影响绿营、旗营，甚至是朝廷。
